《周易》是中华民族远古阶段的历史记录，对于华夏文明各个层面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，无论是儒家、道家、道教还是禅学、天文历法，乃至于传统的医学、音乐、美学和古代的建筑艺术，都不同程度地与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　　《周易》的思维模式的形成，走过了由数字归类，到象形、象意阶段的过程，从而形成了据象推理、据辞推理和象词结合推理的基本方法，《周易》的思维模式具有形象性、辨证性和灵活性的特点，形成了我国类比推理和辩证思维的独特风格。在几千年的华夏文化中，它始终深刻地规范和影响着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趋向。

　　从中国古代的人文领域来说，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几乎无不导源于《周易》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两家。儒家、道家的创立，既从《周易》中吸取思想资料,后来又通过解释《易经》开发其中的智慧。《易传》十篇绝大部分是儒家后学综合儒道两家解“易”的观点而写成的，更不必说后续的汗牛充栋的易学著作了。而《易经》的“何天之衢”是老子“道”的最初原型，道家的辩证思维、直觉思维均源于《周易》古经。至于道家思想在《易传》中也有重要体现。

　　道教与《周易》，同样渊源甚深，从道教诸多的符法术中，不难窥见易学的踪迹，而内外丹术的象数模型，更是易学象数精华的进一步发展，还有脱胎于道门的五花八门的易学图像，也是易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对于道教的流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，道教易学也随之成为整个易学流派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。

　　外来的佛教本与易学毫不相干，但由于高僧出于传播佛教教义的需要，取易学作为传教之助缘，与其中的义理相互发明，倒也生发出不少新鲜有趣的思想来。禅学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先是有曹洞一系的石头希迁由东汉魏伯阳《参同契》一书受到启发，写了一篇同名的《参同契》，根据月相的盈亏来配合调整禅修的境界。以后的云岩昙晟等人遂将《易经》的《离卦》运用于表达深奥的禅学思想。于是后代对于“十六字偈”所说《离卦》究竟蕴涵何种意义的问题引发长期的争论，历经唐、宋、明、清而不衰，而通过分析关于“十六字偈”争论问题的失误，又可以看出易学对于后世禅宗的重要影响。

　　《周易》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的基石。易学中的象、数、理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，“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”，显示了美的客观性，而《易传》中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的说法，又是易学中美的主要表现形式，同时，可以通过审美的价值取向——“外内知惧，明于忧患”的理念，达到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的审美意向的深层次发展。

　　古代的天文历法，同样可以从《周易》中找到源头，因为八卦的创立，就包括远古先民仰观天象的成果；卦爻词中也保留了古人利用“观天文以察时变”来进行卜筮的记录，如著名的“河图洛书”初始素材，即与原始的天文图像、观象晷仪规矩有关。又在揲蓍衍卦的方法中，容纳了古代天文历法方面的一些数学模式。

　　中国传统的医学与《周易》的关系更为密切，因为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，阴阳是《周易》的灵魂，同时又是传统医学的精髓。在《周易》的卦爻词中，已保留了先民有关人体生理病理方面的知识。它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卦爻模式，对于传统医学的影响尤为明显。后世的名医曾明确指出：“医不可无《易》”、“《易》具医之理，医得《易》之用”，可以说《易》与医学一样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。

　　中土的音律学说是以《周易》的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。从早期的“仰观俯察”，拟物象声，到五声八音的“从律成文”，都强调阴阳相和，乐乃可成的重要性，因为惟有阴阳相错，始生变化，才能达到“毋太毋逆”、“平和适听”的效果，而音律与阴阳、节气、四时、物候、人事的关系，也表现出人类音乐思维的整体观。

　　《周易》与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其卦爻词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古人建筑的内容，如“上栋下宇”、“扬于户庭”等，而《大壮卦》就是完全描述“美宫室，高台榭”的建筑风格的。至于房屋的建构讲究阴阳合德，以应人居，同时传统建筑还少不了“天尊地卑”的等级制约，又《易经》中的“居贞吉”的思想对后世建筑风水相宅学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